胡勒

从沈阳到天津，再从天津到重庆，石磊说自己一直都很幸运，“因为我总能遇到一些人，他们不断通过各种方式来坚定我对艺术的情怀。”对石磊来讲，情怀是份很重要的艺术素养，“它让艺术本能地进入到我骨髓里面，怎么抛也抛不掉。换句话说，因为这个东西日子过得好，我认了；如果过得不好，我也认了。”然而这条“情怀大道”却并非一马平川，在经历了天美的混乱状态和两年复习考试的磨难期后，石磊神奇地在公园的摩天轮那里找到了心灵暂时的慰藉，同时也完成了从关注公共性到个人内心的艺术转向。石磊说：“就好像久病了一场，一切都变得自然而然。”

对话：胡勒=胡
             石磊=石  
         

父亲的情怀

胡：最早是跟着你爸爸开始学画的？
石：对，他是一所高中的美术老师。我记得还是特别小的时候，他就让我临摹徐悲鸿的素描。等长大一点后，又临过萨金特、贝斯特洛夫的肖像和莫奈的风景。每天都临，如果临不好或者哪里不对，也要硬着头皮往下临。其实就是按照他的那种美学方式或者偏好来给我辅导，当然对我来说，这个过程有乐趣也有苦趣。

胡：那现在回头去看，你觉得他对你艺术道路最大的影响在哪些方面？
石：首先是培养了一个扎实的基本功，这样以后考美院就比较容易。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他在帮我完成艺术的启蒙后，给了我一份在艺术道路上执着向前的情怀。这很重要，就好像艺术已经本能地进入到我骨髓里面一样，怎么抛也抛不掉它。换句话说，因为这个东西日子过得好，我认了；如果过得不好，我也认了。这份情怀就是我父亲烙在我身上的。

胡：后来上高中读的是美术班吗？
石：是一所普通的私立高中。学校纪律不是很好，也不像其他高中那样强调学习和应试，但学生都很有个性，所以像我这样一个学艺术的在那种环境里也不显得非常特殊。

胡：之后考天津美院是你的意思吗？
石：当时其实没有很明确的目标，就觉得只要能上油画系就成，然后刚好天美的分数还可以，所以就去了天津。天美在三年级之前都是基础部，学习造型、材料等一些基础的课程。到三年级之后，我被分到了一工作室，当时有于小冬、马元、姜中立，管勇这些老师。相对来说，我受管勇的影响更大一些。我可以这样讲，就是不论小时候父亲对我的教育，还是在天津美院一二年级学习的造型课程，都是培养你成为画家。而管勇告诉我，你要首先是一个思想者或者知识分子，然后再考虑用绘画的方式去表达，所以公共知识分子才是第一位的。这就给了我很大的震撼，等于说动摇了我以前整个的思维方式。

画家与知识分子

胡：那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你觉得画家和知识分子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分野大吗？
石：其实是很模糊的。比如一提到何多苓的画，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那种美学的、诗意的境界，但你能说其中没有思想吗？所以我们很难用简单的语言去界定哪些是绘画性的，哪些是思想性的。我现在的想法是，不管洞察力也好，或者逻辑能力、理性精神也罢，最终都要融入一种灵光一闪的艺术直觉中去。这是更为本质的。

胡：在天美的《改装》系列其实已经受到管勇的影响了？
石：对。你现在看我的《改装》可能会觉得挺滑稽的，是一些生搬硬套的东西，但对我来讲，他的确激发了我艺术思考中以前没有的一面。但那又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就是那种旧有的、带有美学偏见的，或者美学惰性的状态被震动了，但是新的东西又没有建立起来。如果文本、观念在先了，那绘画还有什么意思？是不是做图片也可以呢？而且我对经典美学的情结怎么释放？我无论如何也是个画家啊，这该怎么办呢？当时没有办法，但还得继续画，所以就表现得很混乱。

胡：除了管勇，还有哪些老师对你影响比较大？
石：忻东旺。如果说管勇对我的影响是思想层面的，那么忻东旺老师就是作为一个绘画名家在我面前，从一块白布画成一张特别好的肖像画，那种从无到有的现场感和感染力，是任何翻画册或听人讲课所永远替代不了的。还有一位是于小冬老师。他每年都要去西藏采风、体验生活，当时我去他的画室，那么长的草图却画得特别细，而且具体到位，这种严谨虔诚的工作方式对我的影响很大。

积极的宿命论

胡：之后为什么会想到去川美读研究生呢？
石：其实2006年我从天美毕业的时候还是个学生状态，也没有意识到艺术市场会怎样怎样，就觉得应该继续读书，接着把画画下去。如果工作了，那可能性就太少了，有点不甘心。然后就从天津回到沈阳，租了个小房间，孤军奋战。我外语不太好，所以考了两年，但怎么说呢，学外语的过程还是挺磨练意志力的，而对画画来讲，意志力又是个非常重要的素质。

胡：那你现在回想起来，花那么长时间和精力去考试，然后读个研究生，你觉得值得吗？
石：太值得了。在我复习考试那段时间，每天都能看到沈阳南湖公园里的摩天轮，然后觉得那种意象可能对应着某种东西，比如命运感，或者命运之轮吧，然后就产生了《摩天轮》这个系列。

胡：命运感是不是比较有悲观色彩的一个东西？
石：也可以理解成积极的宿命论，就是我必须要经历一些事情，经历过就觉得很好，一点也不会后悔。

胡：《摩天轮》系列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的？
石：2008年初。我是08年秋入学的，在这期间一直都在画这个系列。所以在入学前我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目标，而且之前因思考艺术问题而产生的那种混乱状态也已经沉淀下来了。这样说吧，复习考试的那段经历给我提供了一种素材，让我必须去画它，必须去表达它，这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之前的那种混乱。

胡：在进入川美后还思考过知识分子和画家的关系这个问题吗？
石：一直在想，但是一直在路上。俞敏洪有个说法，生命就像一条接着一条的地平线，你走过地平线还是地平线，做艺术也是如此。

胡：在进入川美之前你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目标，那川美对你的艺术创作还有影响吗？
石：相比较来说，天美更注重对学生写实基本功的训练，而且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教学大纲，比如一年级做什么，二年级做什么等等，而川美更自由些，比较强调现场感和创造力的培养，离当代艺术也更近。而且川美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油画系的年展，所有老师进行投票，选出好的作品参加展览。所以从天美到川美，我实际上面临着一个接受新系统的问题。对我来讲，就只能一点一点的进行吸收和调整，调整的结果就是2009年下半年开始创作的《赤子系列》。如果我待在天美，我相信这个系列无论如何是画不出来的。当时的情况是，我正好担任一些教学任务，给四年级的学生讲授超现实主义的课程，就觉得不能误人子弟，一定要认真研究，然后画了这个系列。当然在创作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这些画肯定是一个中间的、过渡性的东西，我的思路肯定还会发生变化，所以从2010年起，我就开始了迷彩服和落叶系列的创作，介于现实和超现实之间。除此之外，我的研究生导师陈树中先生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记得2008年我在画《2009之春——重庆电厂纪实》的时候很疯狂，连续画了三个月，每天画8个小时，就觉得很了不起了。到川美后，我发现陈老师比我“疯狂”的工作时间还要长，而且持续，就很惭愧。这种专业的工作状态对我来讲，是个榜样，同时也增加和坚定了我对艺术创作的情怀。

含蓄而微妙

胡：整理一下你这些年来的创作思路吧。
石：首先我觉得情怀真的很重要。这个“情怀”并不单单是对艺术家的要求，更重要的还是对人的要求。当我们在经历过很多苦痛磨难后，还能保留和坚持这份情怀，那这个事情就值得我去做一辈子。复习考试的那段经历，磨练了我的意志力，同时也让很多问题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比如，2006年我在画“改装系列”的时候非常忐忑，别人问我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自己就处在混乱的状态。等到“摩天轮系列”开始的时候，我暂时不去考虑所谓公共性的问题，转而审视和考察自己的内心，这就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而当时那些对于公共性的思考更可能是拓宽自己想象力、创造力和洞察力的一种训练，于内在发挥作用。就绘画本身来说，他们是合一而不是矛盾的。到“赤子系列”的时候，我把照片完全丢开，打开了想象力的大门。那个图式本身可能有点重复，但对我来讲，它是一种新的激活。然后到“木叶萧萧下”这个系列的时候，我用自己的想象力把以前的生命经验全部调动起来，比如北方的杨树、黄桷坪的落叶、迷彩服、弹吉他的小孩、本溪的大山等，然后再现到画布上，等于说激活了一个无形的世界。从现实世界流动到无形世界，再流动到画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很注重对现实的体会，不论是看得见的也好，直觉的也罢，都会试着体会到其中很含蓄、微妙的东西，这样在画布上表现出来的时候也才同样能含蓄而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