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丝玉
2013年之后,高瑀就没做过个展了。他抖落了一身的尘土,从北京回了重庆,在嘉陵江畔开了家酒吧——“醉先生”。这杯回乡的酒,一喝就是四年有余,喝着喝着,眼看着江对面的龙美术馆就立在那儿了。“要是在江对面做展览,得弄一只LED的熊猫在整栋楼上跑,晚上也是活的。”高瑀下了杯威士忌,吐了句酒话。记得他说这话的时候,江对面便跑出一只熊猫,我定是醉了。
高瑀在重庆的工作室不大,一台落地电风扇就过了夏天。去探望他的时候,两个助手正在完成木刻版画《改造二流子》上墨拓印的部分。木板体量大,刻画复杂,难免有印不匀的地方,助手们万般小心,生怕碰了“高老板”有些强迫症的神经线,又得重新来过。
工作室粗糙、凌乱,不像高瑀身上的精致。他画画时也穿西装马甲,皮鞋锃亮,掉点颜色上去,就是件暴跳如雷的大事儿。这身剪裁恰到好处,紧致地有点不留余地的行头里,到底装了个怎样的灵魂?看着他穿过吵吵嚷嚷的重庆街道,心想,这男人大概离混沌的现实太近,也太远了。
“不现实·二”是高瑀回到重庆的市井生活里独处四年的结果,也是置身于创作的孤岛,重新定位自我的必然。2012年前后,他就开始在中国传统绘画和民间艺术的视觉系统中,寻找建构今天中国意识形态的图像、文本和历史,在宏大的叙事里,把自己安放在置身事外的高度上,大义灭亲——这是当年个展“不现实”上,“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屠龙”建构的世界。
但和2012年“屠龙”的状态不同,高瑀说自己不再是个愤怒的小青年,而是个绝望的中年人。我把这“绝望”看作是他这些年努力的结果——一种沉浸在生活日常中,看到的现世深处的真实。触碰真实,就意味着不得不面对自己,承认不愿承认的现实。对高瑀来说,这“承认”便意味着重大关系的重建——离婚、回归个人创作、对中国意识形态背后复杂因素的深究…….所有的这些,就像少年放下“屠龙刀”,遁入佛门“参话头”式的絮语,都在作品里了。
高瑀说,今天的社会在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和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里同时得到了印证。我们被迫热爱我们未必热爱的东西,我们被迫行使我们未必相信的权利——“暴力控制”和“娱乐至死”的结局一样,人们在“被限制”和“被规划”的双重设计中定义幸福。高瑀从中看到的奇观,有文革时期流行的《鸡血疗法》,也有王式廓笔下的《改造二流子》;有中国航天事业重新书写的“嫦娥神话”,也有互联网时代色情产业带来的慰藉…...这些和时代命运相关的信息埋藏于老艺术家的漫画手稿,百姓家里悬挂的日历海报,微博置顶的时事新闻下“极左”或“极右”的争伐,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直播网红,读不完、删不尽也记不住的微信朋友圈……这是高瑀的日常,也是我们的日常。
相应的,靠近真实的路径不仅在生活,也在创作本身。叙事宏大,高瑀穷尽绘画的方式回应前人的经验。他说,世界从没有什么新鲜,所以选择有着集体记忆的图像和文本介入创作。作品上的文字和画面上的颜料一样重要,它们同时构成了叙事的空间和阅读的体验。高瑀一改过去工匠式精雕细琢的制作工艺,在书法和中国画的轻松中重拾了乐趣。当然,他还选择了其他的方式,比如木刻、木雕、丙烯喷绘、机器人装置等等,照他的话讲,“国、油、版、雕”齐活了。
方法上的多元,并不意味着语言本身的颠覆,虽然这些作品的表面看起来如此不同。构成艺术理解很重要的部分在于,定义经典。在高瑀看来,深入骨髓的阅读和观看,才能形成经典的概念。于他来说,从漫画、连环画、月份牌追溯上去的民间美术里,貌似可以找到这个答案。这些视觉经验不仅影响着哪怕是一根线条的独立的审美,更是今天世界之所以如此的重要佐证。
因为不再像以前那般苛求工艺和细节,也不再执着于语言本身,高瑀过得自在多了。当他赋予月球上的“玉兔号”以生命,便耗费十几万做了一个自己的“玉兔号”机器人;当他需要用丙烯喷出上世纪80年代的画面效果,便请来熟知喷绘的高手一同完成创作;当他需要用素描的质感来呼应“奥威尔”和“赫胥黎”的现实境遇,就在画面上一黑到底;甚至是木雕,都是工人根据一张手稿草图独立完成的…..
在作品《憧憬》里,小男孩趴在草地上看向远方,他的脸有一米六宽。“画的时候一片空白,是虚无的”,高瑀告诉我说。所以当我们在谈论现实中“不现实”的虚无时,是不是亦是一场空?酒后的人容易绝望,而高瑀选择一直醉着话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