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珏
系着红领巾的小女孩曾经一度占据李志宏画面的中心，红领巾强烈的寓意让人或多或少地认为他的作品带有某种政治讽刺的意味，对此李志宏并没有过多地辩解。因为无论是在赣州还是在北京，他真正感兴趣的其实是对命运的思考。从红领巾到红内裤再到领结、扑克牌，甚至给“思想者”加的那把孤立在半空中的椅子，当越来越复杂的元素出现在李志宏的新作品中时，一种漂浮不定的无力感在画面中升腾起来，这是不是他对命运的最新思考和感受？
对话：王珏＝王
李志宏＝李
王：这一年来，对于你自己，变化最大的应该是来北京的那几个月吧。一共来了多久？
李：三月份来的，呆了有四个月，因为租了一年，还会再呆几个月，明年再看了。
王：为什么想到来北京画画呢？
李：就是想改变，因为还想做得更好。在我们这地方相对闭塞，对艺术的学习只能上网或是订有限的两本艺术杂志，网上介绍的展览也看不到作品，没有真实的感受。我不喜欢每年都画一样的东西，要有些新东西刺激才想画。
王：那又为什么只待了三个月呢？
李：就是找不到感觉，不知道下面该画什么。在北京就没几个认识的人，天天呆在屋子里就是画画。也看了一些展览和博览会，很多作品对我来说确实是很新颖，但感觉和我的生活挺远的，不知道是不是来的时间太短了，不适应也是正常的吧。
王：会不会觉得因为离开了自己生活的地方，创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呢？ 毕竟你的创作更多的还是来源于生活吧。
李：是的，离开了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就很难保持原来的感觉，适应新环境是需要时间的，谁又知道适应新环境后还能不能做出作品来呢？一边租房画画，一边画廊还给生活费，太安逸了，结果很可能就是画不出画了，安逸生活也没了。
王：你这个说法倒是很少听说。现在的艺术家恐怕很少会有这种危机感。你的作品里也会透露出来么？
李：我有个朋友认识些个有名的艺术家，他经常会说起他们的作品怎么怎么的。我说我做作品没想过要去跟人家比谁好谁差，我只想表达我的真，如果你表达你最真的感受都成不了艺术家的话那就说明你成不了艺术家，那该怎么地就怎么地。我二十岁前都没离开过这个城市，工作后也一直呆在这单位里，这个单位就是个小社会，社会该有的什么都有。
王：我发现这批作品的小女孩的红领巾没了？
李：去年就没怎么画了，原来画红领巾是想表达政治和命运的某种关联，后来看事物角度发生了变化，觉得可能还会有其它的符号从另一个角度去表达这种东西。然后找到领结这个符号，我觉得领结才是真实的“符号”。
王：为什么是领结呢？中国人其实很少带领结的？
李：“符号”也仅是个外在的“符号”而已，真正的是表达隐藏在符号下的现实性。我觉得领结代表一种西方思想和精英思想，而红内裤又代表传统、迷信无信仰、没有安全感和根性等，有矛盾在里面。精英对草根的本质态度就是奴役，所以他的态度决定草根的态度。
王：领结，猫型人，扑克，甚至还有模仿思想者的思想猫，你的画面上有很多西方的东西呀？
李：我觉得传统的东西已经没有什么太多可以琢磨的东西了，也许多少年后人们会觉得有价值，但现在西方思想对世界的影响太大了，人是有趋利性的，不能说我们一边享受西方文化带来的好处，一方面说”传统的是最好的”，一个有理想的人，应该立足现实去创造一种新价值观，他应该是批判的，前瞻的，独立的。我看过一部电影叫《最后的武士》，他的主题思想就是：日本可以没有武士，但不能没有武士精神，这很值得深思。
王：具体到中国而言呢？我在你的画面上没有看到你想保留的东西。
李：我们始终都在寻找，但又有谁能找到值得保留的东西呢？当你无法开创一种新东西去创造新价值观念时，那种无力感会很强烈。
王：你好像特别喜欢画猫？连这次展览的名字都叫思想猫？
李：猫是动物，具有动物的“本性”，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人性”，如果将“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动物本性简单加之于人则毫无价值可言。
王：你觉得我们现在对人的评价标准太简单了？
李：不是对人的评价标准，而是我们整个的价值观念都太简单了，这种原始的论调释放的只能是“动物性”而不是“人性”。价值观念作为政治的产物对命运影响太大。
王：那么扑克牌系列的三张呢？我觉得好像更明确地又回归到命运的主题上了。
李：对于主题的选择，我始终要表达一种宿命感，不确定感。牌的小丑、王、后、武士的形象都来自于一种现实的观照，我觉得扑克的发明和占卜关系太大了，占卜就是对命运的把握的一种尝试。
王：但你只会选择性画了那几张牌。
李：在那几张牌里包含的信息是最多的，因为有形象并且其形象还表达了某种意义，在很多种牌的玩法里，花牌是最值得期待的。据说纸牌是中国人发明再传到欧洲的，我觉得牌里的信息和我们现在的关系倒更为紧密。 王：它传达给你了什么信息呢？ 李：现在的牌是欧洲传来的，里面的花牌都是国王，王后什么的，可见是在欧洲封建社会时期的产物，为什么没有农民等三百六十行呢？因为它是有阶层的。但牌是人人都可以玩的，玩牌时手里有张好牌，比如有张王什么的感觉不一样吧。不同的花色和大小的组合预示着赌博或占卜的结果，就象是人生的组合，运气成分比较大，再加上个人牌技高低，就象人的天分高低，和人的命运一样叵测。
王：在其他的访谈里，我看到你说，画面里的小女孩就是你自己的女儿，这让很多人误会你画的就是自己的生活⋯⋯……
李：他们理解没有错，女儿只是一个形象载体，我是拍了照片再画，拍自己会有些难度。其实已经不仅仅是表达自己的生活了，而是自己对所处环境的一种理解和表达。当然我的女儿的生活也会给我一些想法。
王：她会给你哪些方面的想法？
李：我觉得她们的生活和学习内容表面上看起来和我小时候没什么两样，可社会本质却在慢慢变化，我们小时候学的东西和当时社会上的东西还是比较一致的，她们学的东西虽然也有一些变化，却和现实不太一致，这会对她们的将来产生什么影响呢？
王：这应该算是没有跟上时代吧？
李：关键在于为什么没能跟上时代？其原因以及后果是什么？我们永远都不能忘了我们是谁，我们要去哪？我们应该怎样去我们想去的地方？
王：你已经开始思考终极问题了，这些问题可能没有标准答案的。
李：当你做一件事却总找不到答案时就会产生宿命感，这种宿命感和过去蒙昧时代的宿命感是不一样的，他是在人们认为政治可以改变命运失败之后产生的。按甘布尔的观点，这种新宿命论反映出对政治的失望，也是对现代性本身的失望。不过我们好像还没到对现代性失望的地步，我们还有所期待，因为我们还从未走到那一步。
王：具体到你的画面上呢？男孩女孩其实都是被控制的个体？
李：他们有时是被控制的个体，有时又是控制的主体，到底决命运的是人还是人决定命运？我始终漂浮不定。我画的男孩女孩只是用了一种平面的手法，他们“浮浅“且没有“深度”，他们应该是“人”而不是“孩子”。
王：你觉得现在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你有什么影响，作品上的？
李：我要表达的就是我的现状和对现状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方力均这样的艺术家的作品会有感觉。那种很“艺术”的艺术确实好，但我觉得和我没太大关系，一个饿了三天的人肯定是想要一笼包子而不是先来碗鱼翅漱口。对任何艺术家来说艺术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各有不同。很“艺术”的艺术其实已经很精英化了，精英和草根对待社会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因为社会对精英和草根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精英对草根的态度本质是掠夺，草根对精英的态度则取决于精英对草根的态度。精英艺术家研究的就是精英对草根的态度问题。 如果精英不是公平产生的，则问题会更复杂，矛盾会更尖锐。
王：所以，你这一年在更多的思考社会的问题，而不仅仅局限在小的范围里。
李：艺术脱离了社会就不是艺术，起码是没用的东西，这虽然是西方的思想成果，但确实是好东西。我在学校读夜大时，老师说艺术就是“玩”，那是因为他有工资发，可以玩，可是为什么有人发工资请他“玩”而不请我“玩”，那是因为他玩得让有些人满意吧。中国封建社会“玩”艺术的都是官僚，一般人是没这闲情的。
王：你自己也谈到过作品和现实的关系。你怎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或者说你属于你自己分类的哪一类？
李：有的人善于从外部环境里去找到些什么，我可能只能从自身感受中才能找到些什么吧。我没受过什么艺术教育，以前只知道画画的就是艺术家，至于语言什么的就是更晚才明白。以前就想专门画画就好，现在想来其实我只是想摆脱那个环境，艺术不艺术对我来说不重要。搞艺术其实也挺累的。我只是希望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想问题，这才多少可能会有点价值不是？
